愛國學校與直資計劃

直接資助計劃,俗稱直資計劃,是於一九九一年九月起推行的教育政策。在七十年代末至直資學校設立之前,香港只有官立學校、資助學校(俗稱津貼學校)、私立學校三個類別。根據教育統籌委員會在一九八八年六月發佈的《第三號報告書》文件,「直接資助計劃的構思, 是指政府資助及鼓勵私校發展為一個強大的體制, 同時讓學校有充分自由去訂定符合基本教育標準的課程、學費及入學資格」。直資學校介乎津貼學校與私立學校之間,即可按學生人數得到政府資助,又可在有限制之下向學生收取自訂的學費。而直資學校比傳統的資助學校享有較大的彈性,以更恰當地調配資源、設計課程、收生等等,讓家長有不同的選擇。

由報告書的介紹及建議看來,直資計劃的出現是為了營造更多元化的教育體系。當然,這是計劃的一大目標。然而直資計劃的源由,卻是來自為愛國學校定位的難題。一九八四年,中英雙方在北京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訂明中國將在一九九七年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在這個歷史分水嶺之上,愛國學校的定位是一個尷尬的議題。由五十年代開始,港英一直視愛國學校為對頭的親中份子,恐怕愛國學校散佈共產思想,影響殖民政府的穩固統治。但當香港回歸中國的日子漸漸迫近,殖民政府與愛國學校這個「敵對」的關係開始含糊。英國與中國之間由敵對而為合作關係,使殖民政府傾向與愛國學校磋商。由於愛國學校不願意轉換至津貼學校的類別,失去本來的自主性及獨有立場;殖民政府必須在給予資助之下不剝奪愛國學校一直享有的自主。說穿了,直資計劃就是殖民政府為安置愛國學校而設的名目。

李鵬飛由八十年代尾到九十年代初曾擔任立法局首席華人非官守議員。這兩個職務與香港的教育事務扯不上多少關係,但李鵬飛正正是政府方面促成直資計劃之人。除了立法局議員的身份外,李鵬飛也曾任行政局議員,並與港督衛奕信關係十分密切:「我隨時可以跟他聯絡,以前跟他好緊密,有甚麼事就撥電話給他」。李鵬飛本人對愛國學校這個議程毫不熟悉,他直言:「政府內部一直與左校沒有聯絡,他們自生自滅,在行政會議甚至沒有討論過如何處理,包括甚麼呢?簽了前途協議,即是一九八四年之後,都沒有甚麼大聯絡……我進了行政局七年,從來都未討論過左派教育,未討論過的…….那些學校要甚麼就向education(教育署)說。」政府內部絲毫不關心愛國學校,倒是這些學校看準時代的轉變,主動提出納入政府資助範圍的要求。此事在李鵬飛一位愛國的朋友穿針引線下,最終以「直接資助計劃」之名誕生了。

這位負責穿針引線的愛國份子就是簡煥章。簡煥章是曾一時輝煌的敦煌酒樓第二代接班人、前廣州市政協、前愉園足球會會長。簡煥章是香港的積極愛國份子,亦有出資義助愛國教育。李鵬飛早在為殖民政府工作前、七十年代中就認識簡煥章,而且私交甚篤,經常相約打麻雀、消遣。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逝世,簡煥章邀請李鵬飛到內地認識國情。李鵬飛首次到訪內地,就是出於簡煥章這次邀請。通過簡煥章,李鵬飛亦認識了一些香港的愛國份子,當中亦包括勞工子弟學校的黃永剛校長。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四、五年,簡煥章請求李鵬飛幫忙。簡煥章知道李鵬飛深得衛奕信信任,於是邀請李鵬飛到香港中華總商會與幾位愛國學校校長共晉晚餐,聽取他們「轉津」的請求並轉告港督;當時出席的包括香島、勞校、福建、培僑等等學校的校長、校監。吳康民、曾鈺成亦參與其中。李鵬飛對愛國學校了了解不深,但亦願意前去了解各位校長的意願。「我們唯獨兩種人,見過後要向港督報告,一種是黑社會……他們怕得要命。第二種人士就是左派。左派人士為甚麼有聯絡呢?就和港督報告一下。」

李鵬飛與校長們見面以後,向港督報告校長們的訴求。由於李鵬飛不負責處理教育事務,因此未有跟進事態。愛國學校這轉為資助學校的請求,一直未有在議會或任何場合公開討論過。此類中英關係事務,不會列在行政局(即今日的行政會議)的議程上,因為港英政府並無權力處理,只能呈上由英國外交部直接派出的駐港政治顧問處理。尤德、魏德巍(衛奕信舊名)等前港督都曾任政治顧問之職。

半年過去之後,李鵬飛忽然收到港督捎來的好消息。英方容許愛國學校轉為資助學校,由另一個角度外,愛國學校終於不被排除在主流教育之外。一九八八年六月,《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出爐,提出直資計劃的建議;這是當年教育署長「橋王」李越挺的精心傑作。一九九一年,福建中學、香島中學、漢華中學、旺角勞工子弟學校和培僑中學五間愛國學校,加上四間國際學校成為首批直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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