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學校的教師發展

今時今日,除國際文憑課程和GCSE外,香港大多學校課程的範圍及程度相約。這不單是因為教育局對教學課程有指引,亦因為一般學校的學生須應考全港性的公開考試。不論是以往的中學會考、高級程度會考還是今日的中學文憑試,學生、教師都有統一的教學範圍,不會隨個別學校管理層的主意改變。

今天的愛國學校,課程與一般學校已經無甚差異。但回顧六十年代,愛國學校的特點之一,乃其課程有別於其他學校。當中最大的原因是愛國學校杯葛「奴化教育」,拒絕參與會考,因此愛國學校的課程不必跟從公開試內容。然而,拒絕公開考試不代表學生可以鬆懈。愛國學校捨棄政府設計的英國式、殖民式課程,選擇偷偷採用貼近內地的課程。兩個課程的內容、範圍自然有些微差異,一些科目的程度也有出入。

曾在培僑、香島、信修三間愛國學校任教多年的何先生指出:「那年代有人說,我們不參與會考,還需要努力嗎?其實愛國學校的課程自有一套,但基本上不會與會考存在太大矛盾,主要增加一點和新中國有關的元素。譬如當時我們香港(的課程)只能說『中華民國的首都是南京』。我們用的書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是北京』呢,不可以,不批准使用。」「我們自己印刷過地理課本教授中國地理。因為香港教育司署的地理課,關於中國(的部份)很少很少。關於中國歷史只提到『貿易戰爭』,即是1840年前後。鴉片戰爭他們叫做『貿易戰爭』,會考只考到這部份……我們教到新中國成立。他們知道的,但不干涉你……但你不能讓他看到,所以形成了『走鬼』。」

愛國學校暗地裏採用的課程與其他學校不盡相同,最明顯當然是有關中國的知識,例如歷史、地理等科目,亦暗暗隱藏了對新中國的贊同和期盼。當然,教師的個人情感大大影響學生對這些有關祖國的教學內容的感受,但撇除教師在課堂上的情感表達,單就課程範圍而言,我們也能想像到愛國學校學生所接收的知識與其他學生的分別。不少舊生反映,比起同齡的學生,他們對祖國的認識的確深入許多;而在許多年後的今天,由不少受訪者的立場、態度看來,愛國學校的國民教育及的確成功造成了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然而,我們不能僅僅將滲有中國元素的課程看待為培養身份認同的手段;愛國學校迥異的課程背後有極其實際的考量。「其實早年許多香港畢業的同學都回到內地或台灣升學……(課程必須)要接軌,中文沒問題……物理化學沒問題,生物沒問題,數學沒問題,歷史、地理有問題!所以歷史、地理這些科目,我們要加插這些課程。包括新中國成立前後的歷史……一直說到解放戰爭,到新中國成立。這才和內地升學修讀的相似。」何先生說。就讀愛國學校的學生由於種種原因,難以升上本地大學就讀,而學生也不抗拒回國內就讀。當然,文化大革命年間是另一番景況,但愛國學校採用的課程傳統上包含了升學內地的考量。

讀者可能認為,愛國學校不屑採用英式殖民教育的原因,只是因為課程略去中國元素,不利學生建立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這只是事實的一部份。另一原因是,在英語甚為重要的殖民環境中,香港的英式教育並未就華人學生作出調整,在學習英文的過程中,嚴重影響華人學習效益。何先生解釋:「因為是他們(英國人)的第一語言嘛,不需要教文法。……正如我們中文(課)不會學中文文法,他們英文也不用學,所以他們不贊成中國人學英文要學文法。所以,英文老師一樣要『走鬼』,英文文法課本呢,一到他們查學,就收起來,再(扮作)教課文。所以『走鬼』的情形,不單止是歷史、地理。」大眾一般認為愛國學校是「左校」、是造反的基地,未必細想過其教學的考慮和動機;愛國教育只是這些學校的考量之一,在現實而艱難的社會環境中,愛國學校作出的決定不少皆是出自實際的考量,以學生的學習成果及前途為重。

教師圈

在外界的眼中,愛國群體深不可測,其中一個原因是團體成員之間的緊密聯繫,團體內的緊密形成一種排外的感覺,因此外人對愛國圈子的內部運作毫無頭緒。然而,由愛國圈子的角度出發,一直被政府打壓的愛國圈子互相幫助、支援有利群體的福祉。愛國學校秉承左派團結的優良傳統,各校教師經常進行交流。這些交流既包括學校組織的正式活動,也可能是教師自發的、非正式的交流。

何先生回憶道:「當時的老師之間有很多交流。譬如我教化學,就經常與不同學校的老師備課,研究化學科如何教……介紹自己的學校如何提高學生的成績……因為化學很枯燥、難記。記一個週期表,卻很有用。我們老師就創造一些記憶的方法,在學校裡面交流、推廣……有老師說「鋰鈉鉀銣銫」,(發音就像)「你又咁唔識」,學生聽到「你又咁唔識?很容易記呢。」下一個星期呢,就是「期尾靠死背囉」,其實就是「鈹鎂鈣鍶鋇鐳」,一共六個元素。」要留意的是,何景安指出的並不是(或不只是)學校內的互動,而是跨校的交流。以上的例子是教師自發的學習,而不少愛國學校都有舉辦較大規模的教學交流活動,例如一年一度的公開教育展覽,吸引不少外校同工前來交流學習。

當然,除了跨校的交流外,同校同工亦會互相指教。「坐堂」、開教學會議、分享教學心得都是常見的做法。這些交流對提升教學質素十分重要,對愛國學校尤甚。六十年代,愛國學校教師的資歷並不足夠或不「正統」。在文革風潮影響下,愛國學校急促擴張,數年之間內急需大量畢業生成為教師支撐各校發展。受到港英打壓,當年愛國學校的畢業生無法就入讀師範學校,未受過正規師範教育。六、七十年代的絕大部份愛國教師,手執中五學歷便直接發配到愛國學校執教。

因此,校際或校內的非正式的教學交流、研究對成為補充愛國學校教師的教學知識的慣例。為此,愛國學校在有關教學的行政安排亦十分慎密。前培僑校長曾鈺成指出:「我們校內的師資培訓做得很好,我們『科組』(即每科老師的交流圈)的結構很嚴謹,我相信他們都覺得辛苦。你要寫教案,科組長會檢查的。上課要寫教案,學期開始要寫學期計劃,學期結束要寫教學總結……我們六、七十年代已經如此運作了,所以當時有些教育學院的同學來我們這裏參觀,看我倒如何做。我們做得嚴謹,不錯的。培僑還出版過幾本教學研究専輯。」

學校公開課/展覽

愛國學校教師交流的形式不限於對談討論及參觀課堂。公開教學展覽是當時一種頗為罕見的交流方式,愛國學校卻樂於採用。六十年代,學校從無收生不足的煩惱,也就不必花費工夫籌辦「開放日」、「教學展覽」等活動吸引目光。愛國學校有「進步學校」之稱,教學展覽又是「進步」的一個引證。

「我們當時很多做法都是今天才有。每年我們都有辦教學展覽。……會在牆邊做展覽:老師如何教書、或者展示教案、或者將成績突出的同學(的作業)貼起來,畫啊、書法啊貼起來。……主要就是老師如何教、同學如何學、同學的成績、同學的情況,連同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值週班啊、文藝隊等等活動組啊,會有照片等等的,全部圍著牆邊貼起來;中間就放桌子,將功課攤出來。……家長喜歡哪一本就哪一本,可能揭到自己的一本。所以經過(功課簿時)會好緊張。……學校會發請柬。家長一定有,甚至學校十周年、十五周年時,我們好像會請許多外面的人來看。」 何先生解釋。

從課程設計到教學安排,愛國學校一律與眾不同。這現象除既是立場及傳統所致,也是擁抱「進步」教學觀得出的結果。這個教學理想成功讓愛國學校成就許多出眾的人才,卻也讓港英感到威脅而招致打壓。 愛國學校為堅持自己的一套教學目標和方式,犧牲實在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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