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的政治學習

愛國圈子自成一角,在外間看來深不可測。主流社會或者港英政府對此群體的印象是「左派陣地」、「革命基地」,但對於他們如何策劃「造反」或牽起「革命」卻一無所知,只能暗自猜度。學校是培育下一代的場所,愛國群體善用這個場所傳承愛國、進步的人生觀。課堂之上,教師講課滲入愛國情懷不足為奇;但課室之外,同樣能進行愛國教育。愛國學校作為愛國反殖的培訓基地,各種形式的政治學習悄悄進行。

由六五年開始,左派的日子過得絕不平淡。文革十年,不單翻轉了整個中國大陸,也在香港牽起巨浪。愛國學校沒有置身事外,年青熱血的學生更成為中堅「革命分子」,在教師的身上吸取愛國的養份,反抗殖民主義。中華中學學生高先生參與的「天台學習」的經歷正引證了這個傳承的過程。高兆楨回憶道:「我們那時有個學習組,那時反英抗暴還未開始。李老師偷偷進入信修學校的天台。進去以後,我們都係有四、五個同學,好像一個密秘組織一樣。一進去就關門,叫我們說話輕一點,『我們現在開始學習毛主席著作』這樣。……五年級開始已經有了,中一也有,其實不停有這些學習組。我們都是不公開的,(只是)因為當時我是班主席,大家就(一起)學習。其實如果公開學習,香港政府會拘捕。」這些政治學習對當時的學生、尤其活躍分子並不陌生,只是從不對外公開。「(在政治學習小組中)我們要閱讀課外讀物,譬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紅岩》。這些書喚作『革命三部曲』。這三本書對我們影響很大,帶領我們走向這條道路。」教師向同學傳承愛國思想,正是透過這些私下的交流、學習。

政治學習是個別師生自發的小組環節,參與者只屬少數。然而更普遍的情況,是師生將文革思潮、甚至「儀式」帶入課室,成為正規的課堂一部份,香港左派因此接觸到文革思潮。文革時期,愛國學校的師生步入課室,首先要做的是向毛主席「問好」。說起這些細節,當年就讀培僑中學的程先生仍歷歷在目。「早上對著毛主席像就要早敬。所謂早敬,你聽了過吧?早敬晚匯報。早敬最先(要敬的)是最最最最最最敬愛的領袖、主席。後來呢,要(敬)四個偉大了: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偉大甚麼甚麼東西。好吧。漸漸也要練『老三條』,即是三條語錄,一定要念的。漸漸老三條都未夠,要『老三篇』,要命!」老三條指的是毛澤東語錄入面的三項「守則」。程介明依稀記得「領導我們的力量是共產黨,通過共產黨指導我們」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革命的首要問題」兩條。向「偉大的領導人致敬」的做法,和當時的內地如出一徹。然而這些熱情如火的口號,在五十年後的今日,還留下記憶的人已經寥寥無幾了。

在革命的時代,政治學習和在學校範圍之內組織活動,算是比較溫和的行動方式,更熱血、甚至激進的行動在當時並不罕見。當時的行動既有和今天社運的程度相若的,例如遊行、示威、喊口號。也有學生參與鬥委會,冒上被拘捕的風險,參與較危險的活動。就讀漢華中學的葉先生說起六七年的學生運動:「主要的工作是組織學生,參與遊行啊、派傳單啊、還有『飛行演出』。……節目內容往往有歌舞表演,表現我們對當時港英統治者的不滿。有的當然是街頭演說。那時我們參加這些活動(飛行演出),不像派傳單似的,我們一做完就真的要走。快閃黨似的。……我們的訴求很強烈,所以說學生這種熱血來說,絕對不比現在佔領中環的學生的熱情低,哈哈哈。」一時失手,學生就可能被捕入獄,抗爭的代價不輕。

六七時,左派各界組成了各界鬥爭委員會,學界也不例外。學生鬥委積極參與反英抗暴,有的學生鬥委參與示威,也有激進學生參與放「詐彈」等可能被拘捕的活動。對於港英政府來說,對愛國學校的顧慮非無的放矢。外間指責愛國學校的學生為「左仔」,擔憂不是沒有理由,愛國學校因此被指為「革命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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