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生情:旺角勞工子弟學校的王先生

六十年代社會艱難,市民連基本生活所需都成疑問。當年代的教師是社會的「讀書人」、知識份子,能謀求比較高收入的職位。由於受政府打壓,愛國學校遲至九十年代快將回歸才能取得政府資助,在此之前一直被排擠學界之外。在極為有限的資源下,愛國學校只能以極低薪聘用教師、校長。當外面的學校老師薪水是六百元港幣時,愛國學校的教師只有百多元;而愛國學校的校長為樹立榜樣,所領的薪水往往比教師還要低一截。然而,艱苦的生活並未使這些教育工作者放棄進步教育的理念。不少愛國教師不計付出地貢獻學校:上午在本校任教,下午或晚上在外校兼職幫補家計,用盡勞力換取些微的生活補助。在少數極端(但不罕見)的例子,這些教師或者校長甘願將在外校兼職得來的收入捐助學校營運或擴張,而無半句怨言,甚至視之為光榮犧牲。這以現今社會的角度來看,不過是只會存在於寓言故事中的人情味。

旺角勞工子弟學校的王先生生於基層,因緣際會下進入了主要招收基層子弟的旺角勞工子弟學校。雖然小學生涯已經過去了五十多個年頭,但王先生對當日見證的師生片刻仍然記憶深刻。時至今日,王先生仍然記得一位任教「自然科」(即今天的科學科)的老師。他回想在學年的最後一個課堂上,老師向各位同學道別。老師對同學坦言捨不得勞校,然而在與現實脫勾的低薪之下,他必須在家庭生計與低薪教學之間抉擇。勞校同學在困苦的環境中努力學習,鬥志可嘉,可見在此教學的意義不凡,但這位老師不得不為前途打算而作其他打算。班上同學年紀輕輕,但都了解老師生活的壓力,一個個不捨地哭起來。愛國學校老師艱苦的另一個例子,可見於「學校婚禮」的片段。王國興六年級的時侯,班主任和一位同校老師結婚,擺酒席的場地就是學校的課室,好減少花費。當時旺角勞校的三個課室本是一個大房間,只以薄木板間隔為課室。擺酒席的時候,學校就把這些木板移開,還原為一個偌大的房間。酒席的飯菜由學校廚房烹煮,而課室的桌椅就是賓客的席位;席間一切物資皆是新人自備或者由學校借出,非常儉樸。結婚是每個人的人生大事,由這席「課室婚禮」便可證明當時愛國教師的生活水準。

在七十年代以前,老一輩愛國教師尚未退休,學校老師多是當時少有的知識份子,個個文質彬彬,一派老師風範,學生一看見就肅然起敬。現今學校教育講究教師和學生打成一平,親和至上。五、六十年代的老師未必如今天一樣和學生亦師亦友,但學生仍由心尊敬這些犧牲甚多的良師。六十年代孩童早熟,年紀小小的學生都明白老師出心出力,看見老師為同學、為學校的真誠。差不多所有受訪者都一致讚賞愛國學校的教師,認為他們不止熱心教學,更耐心照顧學生的生活所需。六十年代社會艱難,民眾普遍生活困苦,工人階級尤甚,生活捉襟見肘。有時學生肚餓卻買不起午餐,老師不忍學生熬餓,會出錢請這些小孩吃飯,或者給他們買一個大麵包填肚充飢。而每個學期的家訪之中,老師會與學生家長交談,了解學生的家庭背景及經濟狀況,給予極其貧苦的學生適量幫助。

王先生小時家境貧困,家中弟妹眾多,開支甚鉅。王的家庭連每月僅五元學費的餘錢也拿不出,他終於在小五輟學工作。年後待家境稍稍好轉,爸爸帶著王敲響校門,要求學校接收王回校就讀。學校理解王的家境,不單首肯將他接回學校升學,鑑於其成績優異,更豁免其每月學費,直至王中三畢業都分文未收。除了王國興的個案,不少受訪者都曾提及類似例子,足以證明愛國學校免收同學學費並非個別事件。

學校對學生的照顧不限於課室之內,日常生活亦是學校以行動表達關心的場合。每當社會上發生大型天然災害,學校都會組織師生探訪及協助受災學生。五十年代,大量內地難民由於中國政治形勢湧入香港。由於住屋嚴重不足,極大數量的難民只能在山邊空地搭建木屋、鐵片屋。主要服務基層子弟的勞工子弟學校,就有大批學生居於這些不合安全規格山邊的寮屋。這些木屋、鐵片屋建築簡陋,而且寮屋區建築密集,易生火警。冬天天氣乾燥,時有小型火災發生。一九五三、五四年石硤尾和深水埗的寮屋區更分別發生史無前例的寮屋區大火災,每次多達數以萬計的寮屋居民失去家園。每有大小火災,勞校的老師都會自發組織學生前往慰問受災同學,並籌措少許學生的零用錢及食物如大米、臘肉,為受災的同學家庭送一點暖意。冬去夏來,災害由火災轉為風災、水災。天文台每每掛起風球,寮屋居民必然擔驚受怕,憂慮木屋被強風吹倒,或被吹來的雜物擊毀,或被大雨引致的洪水浸毀家中用品。此時老師會組織同學,幫忙互相到同學家中加固房子,或者帶同物資探望受天災困擾的同學。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已經不止於師生,而是在生活上互相扶持的家人、朋友。對今天的學生來說,這難道不是一項特別的課外體驗嗎?王國興說:「不,這不是課外活動。這是我們的生活一部分。」愛國學校的師生關係衝破校門、融入成員的日常生活,是現在這一代師生無法體會的校園/生活文化。

除了經濟的壓力上,愛國學校的教師也須要承受政府的打壓,這關聯到教師的事業發展甚至人生安全。由五十尾年代開始,愛國學校一直受到港英政府打壓。五十年代後期,香港教育司署拒絕為一部份左派教師註冊;一九五八年,港英政府以藉口強行遞解培僑中學校長杜伯奎出境。在六十年代初於重生夜中學就讀的盧慧蘭指出,教育司署常常突擊搜查她的母校。尤其當時重生夜中學的校舍與鄰近的紡織料工會及摩托工會天台相連,搜查次數更為頻密。港英政府即使一直沒有任何發現,還是要一直打擾愛國學校。某次港英派出人員抄天台通道到重生夜中學,並即時拘捕了兩位蘇老師、歐老師,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兩位老師關入牢獄,以打擊左派人心。當中蘇老師病重出獄,未幾過世。愛國學校的教師、校長為教育事業而犧牲的,除了金錢,除了事業發展,除了生活的自由,還可能犧牲生命。

不過,亦有愛國學校的教師反思其犧牲與收獲;他們熱切的教學情懷也曾受到考驗。一九五八至六一年,中國內地因為大躍進導致大饑荒,大量內地難民湧港。於這個時期就讀育群中學的姜先生指出,在此以前香港左派只顧讚美新中國,宣揚中國人民豐衣足食、生活幸福,視共產黨為衣食父母。直至香港左派群眾親身接觸到由內地逃難香港的民眾,親眼目睹內地難民衣衫襤褸、瘦骨嶙峋,才驚覺自己一直受矇騙。當時有人打趣說,內地民眾並非「豐衣足食」,反而是「風衣粥食」,與左派宣傳的完全迴異。其時育群中學的師生以及姜先生都親身經歷過以上心理轉變。姜先生身邊某鄰居接來一個由逃難到港的兒子。這個鄰居向大家講述內地的艱苦生活、自己逃難的經過,姜先生始發覺自己蒙在鼓裏,立場開始轉變。姜先生的老師、同學亦有相近情況,學校的氣氛登時變得詭異奇怪。姜先生感受到老師變得無心授課,一心想離開愛國教育的圈子;而學生同樣無心上課。直到中一期末考試時,許多學生缺席考試,事實上都報考其他學校去了。這一年,整個學校的聯繫比以往淡薄了許多。姜先生也在是年之後退學,自此離開了育群中學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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