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僑校長曾鈺成

香港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是如假包換的愛國人士,卻非由中小學已入讀愛國學校的「老左派」。曾鈺成年少時是一名「書院仔」,中學就讀聖保羅書院,並以優良的高考成績考入香港大學數學系,後獲一等榮譽畢業。大學畢業後,曾鈺成打算到美國深造,但見美國學生運動如火如荼,巧合之間留港並正式踏入愛國陣營,至今仍懷熱切的愛國心。曾鈺成自年青開始決心貢獻祖國,數十年來犧牲良多。

曾鈺成自言父親原非左傾份子。其父曾照勤一直為中華總商會工作。中華總商會原本並無愛國立場,未有升上國旗,直至後來多與內地華商交往才開始掛五星紅旗,並參加十一國慶活動,成為愛國的友好。至此,曾鈺成的爸爸會每天在公司帶回一份《文匯報》,又為家人訂閱愛國月刊《人民畫報》,間接使就讀英文書院的兒女對愛國思想產生興趣。

曾鈺成的弟弟曾德成,曾在六七年臨近十一國慶之時在聖保羅書院的課室派發被視為印有「煽動性標語」的愛國宣傳單張,支持新中國以及譴責港英奴化教育,被警察拘捕並收監兩年;曾鈺成的妹妹曾勵予因阻撓學校懲責向《青年樂園》投稿的學姐,由學校報案,被控阻差辦公,入獄一個月。曾鈺成並無參與六七事件,但弟妹的經歷卻成為了曾鈺成加入愛國群眾的契機。

六七年,曾鈺成已入讀香港大學。他並沒有對同學隱瞞其愛國觀點,同學對此亦沒有太大反應,直至曾德成被捕的新聞在電視上播放。「我不隱瞞我的觀點,個個都知道我左傾。那時剛開始有電視,無線是六七年開台的。每日食完飯,我住宿舍嘛,大家就會在common room看電視新聞。我和其他同學整天吵架拗……有些同學『媽媽聲』鬧『左仔』,我就回罵他們。沒事的,大家意見不同才鬧;大多數都鬧左派,一、兩個就支持我。到我弟弟被捕以後,他們就完全轉了看法,覺得我有背景,不純粹是思想左傾。整群人在common room高談闊論,我一進去,大家就通通靜了,不作聲,或者立刻就散開。」

在港英培育的香港大學精英包圍之下,站在愛國立場的曾鈺成並不好受。大學同學,甚至中學的舊朋友都因為曾德成被捕一事而遠離曾鈺成,可以想像當時一連串的事件對少年曾鈺成打擊不小。就在這個時刻,愛國陣營主動對曾鈺成伸出友誼之手。「六七年後,我由一個世界走到另一個世界,我中學的同學全部不再來往,大學的同學全部不再來往。但這邊的人好熱情!不只漢華來拍門慰問,跟他們又請我、請我媽媽去他們的活動。他們的國慶活動我又去參加,那時許多這些聯歡,好像現在的誓師大會,甚麼「反對港英!」、「曾德成好野!」、「支持曾德成!」、「向曾德成家長致敬!」。忽然多了一批朋友,好熱情,好開心。……六七年國慶,我上去參加培僑的活動,去參加升旗禮啊、聯誼會啊、跳集體舞啊,就很開心。……當時我住在西環……我住學士臺,漢華就在桃李臺……一條街只有十二、三個門號……漢華就在鄰街,找到我們不出奇。」

開始與愛國陣營接觸之後,曾鈺成就與愛國學校聯繫起來。培僑校友程介明自年輕就是曾鈺成的朋友,曾鈺成首次參觀培僑也是由程介明帶領。曾鈺成回憶道,首次參觀所見的景象令他十分詫異,覺得培僑師生異常親切:操場上,學生圍圈坐在地上,老師也坐在圈中與同學聊天,有說有笑。在曾鈺成的書院經歷中,學生與老師的關係疏離,學生甚至不准自行進入教員室。在程介明的另一次帶領下,曾鈺成來到培僑聆聽吳康民主講的「形勢報告」,即內地形勢與中英關係的講座,又拜服在吳康民的演講魅力之下,更對培僑心生興趣,終成為培僑教師。

由於愛國學校的學生極少升讀大學,愛國學校的新晉教師少有大學畢業生;曾鈺成是其中一個罕見的例外。曾鈺成既有出色的英語水平,數學造詣亦高,眼光亦比一般愛國學校畢業留校教書的新老師廣闊。這種不可多得的人才,薪水自然不俗--曾鈺成的薪水比校長更高!然而愛國機構資源緊拙,愛國學校亦一樣,薪水自然低於外界。招聘面見時,吳康民對曾鈺成說,他們付不起高薪。曾鈺成的反應是生氣,心想:「我既然來教書就不是為錢,如果為錢我就不會來!」曾鈺成解釋,當年大學畢業生任教津貼學校或者非愛國陣營的私立學校,薪金約為一千五百元;曾鈺成任教培僑前任大學助教亦薪金相若。結果,曾鈺成接受培僑的教學工作,每月薪金六百,比校長還要多約一百五十元。當時曾鈺成入住培僑的宿舍,省下交通支出;各早午晚三餐由學校包辦,午餐與晚餐值八毫半,早餐僅三毫半就可享用。六百元的薪金已經夠曾鈺成生活有餘。低薪的教學工作難以吸引愛國陣營以外的教師入職,這亦是愛國學校在教育界自成一角的原因之一。願意如曾鈺成般不問付出的教師,今天已經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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