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僑中學羅氏兄弟

六十年代愛國學校的學生畢業後通常有兩條道路:獲派愛國單位的工作崗位或者往內地升讀大學。暫別愛國單位「出外」工作只是個別例子,而到西方升學培僑中學畢業生,更開創了當時左派學生的先河。羅海曼這位培僑畢業生是當時留學歐洲的第一人,其弟羅海沙以及好些培僑同學緊隨其後,為以後的左派學生發掘一條新道路。

回想起中五在就讀培僑的日子,羅海曼記得當時全級一百四十位同學,全無參與會考。當時左派學校視會考為港英設計的「奴化教育」,不鼓勵學生參與公開考試;六十年代的愛國學校從未如今日的學校般重視公開考試,奉之為教學目標。許多愛國學校畢業生畢業之後都直接獲介紹入中資銀行、報社、旅行社等等單位工作。由於愛國機構招聘時不看公開考試成績,這批愛國學生不用擔心前程問題。但羅海曼卻有別的想法:「自己中五時不太想考(公開試),但讀了一年中六就打算開始工作了。那時忖度,如果想讀大學就要考會考;沒會考就讀不到的了,不是嗎?所以那時才開始思考。但(年紀)小一點時都只想著玩。」當時羅海曼巧合之下認識了一位在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的港人教授,由此得悉一些留學英國的情況及手續,就生起向英國出發的念頭。

五、六十年代,許多香港左派的子女都會回到國內讀書。羅海曼的爸爸羅孚是外派幹部,傳統上應該為兒子安排回內地就讀的手續。然而六十年代中,內地發生文化大革命,導致中央政策有變,不再鼓勵在港幹部的子女回國讀書。愛國學校的畢業生少了一條出路,有人於是對前途有了新的想法。羅海曼的弟弟羅海沙解釋:「文革之前許多人回大陸,我們那時七二、七三年呢,基本上都不會回大陸。那時大陸開始亂嘛,就開始想,不如去外國讀書。因為你在香港沒有考過會考,就變成當時許多人考慮去加拿啊、去英國啊,去尋找出路。我們當時就是第一批找到這條路去的。」

羅海曼是選擇到海外升學的第一人,他的目的地就是英國。由於沒有考過香港會考,羅海曼到達英國後必須先補讀O-Level及A-Level課程(相對香港的會考及高考),才可以升讀大學。對於愛國圈子,到西方留學是一個破格的選擇,羅海曼的父親也為兒子這個決定承受不少來自同事、親友的壓力,但最終亦支持兒子的選擇。

一九七三年初,羅海曼抵達英國後,先花四、五個月報讀O-Level預備班並考取不俗的成績,當中培僑學生一向精通的數、理、化的成績亦非乙即甲。考畢O-Level以後,羅海曼報讀一所位於伍斯特的科技學院,就讀兩年以後考取A-Level資歷,並考入本地大學。七三年九月,羅海沙亦參考哥哥的經驗前往英國,盼望留英入讀大學。羅海沙就讀大學的數年,不單未支付分毫學費,甚至獲得津貼支撐全年生活。「Ordinary resident要求三年(居留)。因此我們決定讀三年O-Level,即是有一點重讀;然後再讀兩年AL,這就終於拿到grant……到現在的標準,可能是十多廿十萬吧。」由於哥哥羅海曼入讀大學前只逗留了兩年半,因此未能獲得資助,只好由當地僑領介紹到中餐館打工賺取生活費。然而,這份資助對羅海沙來說也得來不易。「其實我們當時是比較後期的了,開始不讓你拿。我也繼續申請吧……Local Council拒絕了我們,說我們不合符資格。我們上訴去教育部。最後臨大學入學前收到封信,說我們的已經granted到的offer “for the benefit of doubt"……因為Minister of Education與Local Council互相爭執,爭論究竟這批overseas students住了三年有沒有權利。就因為有些法律條文不清楚,我們就拿到了那三年(的資助)。」

羅海曼是當年第一位留學英國的培僑學生,當日資訊未有今日流通,學生未能詢問前人經驗或透過互聯網得到足夠的留學資訊。羅海曼只能在抵達後依靠定居當地的港人親友獲得資訊,當日原本就安排由家中世交的女兒接機。到達機場之後,羅海曼向唐人街進發,尋找媽媽的一位舊同事協助安排住宿,並與僑領、即華僑領袖見面。在英國的日子,當地的「僑領」幫助羅海曼找到住所,又為他安排兼職,是當地極之可靠的幫手。可以說,這位幫助首位香港左派學生留英生活的僑領,間接開創了愛國學生留學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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