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文革色彩學生的活動

「千人操」

1958年秋冬,十間愛國學校聯合籌辦了一次「十校體育會」,俗稱「千人操」。這十間學校包括培僑、香島、漢華、中華、新僑、信修、福建、育群、南中、衛文,出席人數高達四千人。其實十校體育會是一個普通的學生運動會,但開幕禮由學生負責各式各樣的表演,即「千人操」。這個千人操成為了整個體育會的焦點所在,內容包括體育表演、舞蹈、集體操、機械操、紅纓槍操、彩旗操、武術操等等。何景安回憶當日情境:「疊羅漢叫喚作『大煉鋼鐵』,那時時興大煉鋼鐵嘛……千人操又不知改了甚麼名。一個接力跑又不知叫『火炬』甚麼的。即是起了名稱,其實都是接力跑啊、疊羅漢啊、千人操啊或者武術這樣……運動會開幕禮有一個體操表演,疊羅漢啊、武術啊,以至其他體育、舞蹈啊。接著是四百接啊、千六接啊、八百接、標槍、鐵餅等等,即是常規運動會。」

根據周奕的《香港左派鬥爭史》(2002),千人操早在五八年的十一月中已經得到香港警務處同意舉辦,而十二月四日的綵排亦順利進行,在場觀察的警司對節目沒有任何異議。然而當綵排結束兩日後,警務處忽然禁止千人操如期舉行。「那天好緊張,不斷用廣播說,這個十校運動會已經被吊銷註冊,不能繼續。請各位持票人切勿前往南華體育會……開頭有個開幕式,大概四十五分鐘的團體表演、集體操,咁如此而已,完全是『小兒科』。(港英)好緊張,不停廣播,因為那時未有電視。每十五分鐘、半個鐘就廣播一次……那時關係好緊張,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是北京都不能說』。」何景安說。當然亦非每位校友都認同千人操。育群中學校友姜先生理解並贊成港英的處理:「當然被禁啦,你上千人拿住紅纓槍,去暴動嗎?」最後,十校體育會只曾進行綵排,無法為觀眾演出。

「大煉鋼」、「除四害運動」

五十年代末,除了各式各種的舞蹈、歌曲、其他文藝表演之外,個別愛國學校的學生亦跟從內地的大躍進風潮,模仿「大煉鋼」及「除四害」運動。姜先生說:「那時好傻、好癲。大陸滅害蟲、滅害鳥,捉麻雀。我們學校又做,不過規模很小。在學校門口砰砰澎澎,或者在天台敲鑼敲鼓、砰砰澎澎,都不知幹嗎,一味在吵。當然被人投訴啦,後來警車到達,便收細聲量。又搞過大煉鋼。唉,真荒謬。在學校的後園、天井堆起東西來燒,不知道燒甚麼。」然而,相信這些事件只是個別學生群組刻意尋樂的「惡作劇」。

文工團

文工團是「文藝工作團」的簡稱,源自前稱「蘇聯紅軍歌舞團」的俄羅斯亞歷山德羅夫紅旗歌舞團。一九三零年代,成立軍隊歌舞團的風氣流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工農紅軍成立了紅軍宣傳隊,自此開創文工團的傳統。文工團至今在中國內地仍十分流行。

文工團的主要任務是為軍隊演出,以文藝表演例如歌曲、音樂、舞蹈、畫劇等形式,舒緩軍人承受的莫大壓力,激勵士氣,並收向外宣傳之效。《士兵進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壯士》、《人民軍隊忠於黨》等等,都是不同的文工團曾作的表演。目前內地官方的文工團可分為三個級別:總政治部的直屬文工團、隸屬軍種部隊的文工團以及隸屬軍區的文工團。港人熟知的內地歌手韓紅也隸屬文工團,任職空軍政治部文工團副團長;因此電視機前的觀眾無需驚訝,何以韓紅或一些內地歌手穿著軍裝演出。然而,在軍隊的文工團之外,亦有非隸屬軍方的文工團例如煤礦文工團、鐵路文工團等等。

六十年代,內地的文革風潮將文工團的傳統帶到香港,促使香港左派單位紛紛籌組文工團。愛國學校原本就有為學生舉辦文藝康樂運動,例如民族舞、唱歌、中樂、話劇等等,平衡校園生活中「德、智、體、群、美」各項學習。六十年代中,文工團傳到香港,一部份愛國學校頓將文藝組、舞蹈隊、中樂團等等改組為「文工團」,亦有學生自發籌組文工團,在校外宣傳愛國思想,並激勵愛國人士投入「反英抗暴」。

香島中學校友黃先生指出,其母校的文工團乃學生自組,由高年級學生領導。學校處於輔助角色,「學校會幫幫忙,例如借出地方讓你排演節目,或者有人幫忙指導,但它不直接參與」。 學校與學校的文工團之間會有聯繫,例如合辦大型活動的演出或者個別進行交流,但各個文工團之上沒有一個總隊或者聯會總籌活動;有時學友社或者外校的文藝組織亦會與這些文工團進行交流。香島的文工團,曾經在六七年進行「飛行演出」,亦即今日的快「快閃演出」。文工團的團員會走上街頭,快速表演一個節目,有時表演歌舞、有時是街頭演說,內容都圍繞對港英統治者的不滿,對外宣揚愛國思想。

忠字舞

忠字舞是文革時期的產物,由主要見於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零年,故名思義是為了向共產黨及毛澤東表達忠誠。文化大革命期間,人人以實質行動表達對內心的激情及對毛主席的忠誠。除了閱讀《毛主席語錄》之外,忠跳字舞不失為合符文革時嚴厲氣氛的娛樂,為生活增添一分樂趣。內地各市各縣的街頭均可見到熱情起舞的民眾,廣場以及群眾眾集的地方尤其常見此舞。跳忠字舞如同一個宗教儀式,舞者不分男女老少,場地也無限制,只要舞者投入參與,跳舞的時、地、人皆非重點。文化大革命期間,內地民眾如果未夠熱衷唱忠字歌、跳忠字舞,甚至可能會打成反派。

一九六七年,愛國學校的師生受到內地風潮感染學會了跳忠字舞。學生有時在舞台上各全校表演,個別同學亦會在班中、休憩時起舞。《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其中一首受訪者各我們提及的忠字舞歌曲,單由曲名就透露出文革氣息。忠字舞的舞步簡單直接,務使所有民眾易於學習。忠字舞動作誇張,以寬闊的角度及有力的動作給人深刻的印象。伸直手臂指望太陽、於胸前握緊拳頭並望向遠方、抓緊毛主席語錄、有力的弓步曲臂等等,都是忠字舞的曲型舞步。讀者只回憶一下內地「紅色海報」上人物的神情、動作,就了解到忠字舞的風格。

忠品

製作忠品是跳忠字舞外的另一種「文革式娛樂」,也是由訪問內地的愛國學校師生帶回香港。一些同學會手工製作工藝品,例如刺繡、書法作品等,這些工藝品的內容都與共產黨或毛澤東有關,例如有毛澤東像的刺繡以及毛澤東詩詞的毛筆作品。培僑校友程介明提到,其校甚至辦過一個忠品展覽會,可見其風氣熾盛。「我絕對沒有反感,但也沒辦法熱衷,真的一件都未做過。但當熱潮退得七七八八,就不用造了。我沒有故意避開,但又沒有人迫你去做造。也有些人很熱衷要做。」相比學校舞蹈組及其他師生練習忠字舞,製作忠品的風潮短暫很多,我們亦未有受訪者親自製作過忠品。

三句半

「三句半」是一種口述形式的民間表演,起源於嘉慶年間的山東地區。「三句半」的四位表演者同台演出,分別講出三個長句(多為七個字)、一個短句。表演以最後的半句則點出諷刺之處,引觀眾共鳴或發笑。三句半的內容多與政治有關,以諷刺時弊取樂觀眾。

以下是三個例子:

革命形勢真是好,

全國打倒劉鄧陶,

地富反壞全跪下,

槍斃了![1]

三面紅旗迎風飄,

革命群眾幹勁高,

四類分子搞破壞,

打倒![2]

鋤禾日當午,

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

有毒![3]

「三句半」的四位表演者各持一件樂器,主要是小鑼、大鑼、塔鼓以及鈸等等敲擊樂器。各位表演者一面敲打樂器一面進場,入場之後暫停敲樂,由每位表演者開始朗誦其台詞。當中第一、第二、第四句通常押韻。最後一位朗誦之前先敲打一下樂器,吸引觀眾的注意力,然後才講出點題又詼諧的「半句」。如此簡單就完成一個組「三句半」。由於「三句半」創作簡單,表演方便,無需排練或準備太多物資,因此深受同學的歡迎。我們的受訪者姚思榮亦對「三句半」印象深刻,卻是因為臨場「失憶」:「一早構思好的。但…不是一向表演這些。我試過『發台瘟』,別人叫我講,我卻不懂講,面都通紅了!」

「早敬、晚匯報」

「早敬、晚匯報」是文革時期內地流行的儀式,主要在工作場所、學習場所以及家中自發進行。民眾以這套程序假想對毛澤東報告自己待人處事及生活的細節,以自我提醒及反省每天的過失。

每早民眾剛起床或上班,未開始其他事務就先「早敬」。每人手持一本《毛主席語錄》,面對高掛的毛澤東像肅立。如果民眾集體進行「早請示」,則有一人踏前擔任「領讀」,帶領其他人朗誦:「敬祝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們 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毛主席的親密 戰友、我們的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朗誦之後,民眾一面揮動《毛主席語錄》,一面祝頌毛主席「萬壽無疆」、「永遠健康」。大家然後一起高唱《東方紅》,並朗讀《毛主席語錄》的章節以及各向毛澤東像請示這一天的工作。朗讀《毛語錄》的目的,是為了提醒自己以符合毛澤東教誨的方式謹言慎行,切勿犯上「反動」、「走資」等毛病。「晚匯報」的形式與「早敬」相差不遠,但報告的內容則為是日所完成的工作,而高唱的歌曲則由《東方紅》改為《大海航行靠舵手》。

 「早敬、晚匯報」此「儀式」亦在文革開始後降臨香港左派。香港左派的機構、愛國學校都紛紛開始採用這個禮儀。相對忠未舞、製作忠品等等稍具趣味的活動,「早請示、晚匯報」可能是不少人心中的苦差。但在當時的風潮下,反對的聲音絕對是極少數,而且只能暗藏各人的心中。程介明指出,學校並沒有規定學生必須早敬、晚匯報,而學生亦未對此十分熱衷。倒是不少老師由內地參加完交流、會議等活動,傾慕內地思潮,於是引入早敬、晚匯報,並在其班級熱切鼓勵學生跟隨做法。雖然當年不太情願,但今天程介明還能記起當年念誦的不少內容:「早敬最先是『最最最最最最敬愛的領袖、主席』,後來呢,更要加『四個偉大』:『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偉大的』甚麼甚麼……好了,漸漸還要練、『老三條』,即是三條語錄。漸漸『老三條』還未夠,要『老三篇』了。要命……這些是無止境的,儀式這些東西。」

另外一位受訪者方和也指出其父親的相同感受。「我父親說,當時早讀同時全部都要早敬,早上學習組會集合全部員工。我聽說那時主管令(銀行)分行的成業績比總行還好。他是主管嘛,(下令)早上要早敬……拿著大公報、文匯報讀,只說中國形勢大好。早上當然要讀《毛語錄》,讀完之後講感想。(所有員工都要做?)對啊!我父親不屑,在自己坐位閱報、做自己的事,別人說:『但你是領導啊!』,我父親才不管。一班人喊萬歲、嘮嘮叨叨,都是瘋子來的。」方和回憶著父親告訴他的情境,也不禁發笑。

「開門辦學」

勞動學習是愛國學校在知識以外的一大教學重點。中國人常被嘲笑體質羸弱,難有作為。愛國學校針對國人這個弱點,希望學生以強身健體作為報效國家的手段。六十年代文革風潮下,某些愛國學校規定學生參與「學工學農」。學工學農這個概念來自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由毛澤東寫的《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又稱《五七指示》),此信談論到毛澤東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構思。以下是信中一段內容:「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毛澤東主張「開門辦學」,讓學生走出校園學習社會技能及開闊眼界。回看文革時期紅衛兵參與全國大串連,就知道關在校園專心讀書的傳統在當時已變得「不合時宜」。早於一九五五年,毛澤東已經批示農業合作化運動「大有作為」[4],共產黨開始鼓勵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以消滅「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以及體力與腦力勞動差別。同時,「上山下鄉」也是解決青年就業的一大措施。

香港的愛國學校緊跟中共對內地的指示,分配學生到本港不同的單位學工學農。姚思榮在中四時就曾由學校分配過到工會工作。「我們學內地一樣,(學校)叫我們整班學生到觀塘的工會,那時已經是染布工會……我們『學工』嘛,就走到工會住,要找工作。工會幫我們找工作……我那時十五歲,長得矮小,還未發育,很難找到工作。勉強找到工作,在布廠工作……由下晝三時做到十一時,那一天真辛苦!很嘈吵,那時真的未試過如此辛勞,站夠八小時……做監察工人,一『斷紗』就監察工人修補而已。工廠恐怕你年輕小,怕出事,做了一天就解僱我了。但這一天很重要:賺了十元零八毫。工作一天有十元八毫子,我第一次的收入。未試過如此辛苦,耳朵啊,三天才恢復聽覺。嘈吵到你聽不到聲音,才知道賺錢艱難……(被解僱後)別人外出工作,你做甚麼好呢?不如這樣啦,你們回來,我煮飯。群體生活嘛,大鑊飯嘛……最多開始時教你煮一、兩個餸,煲飯。我們那時用燒煲,連火水爐都沒有,用柴煲飯。我到現在都懂得用柴火煲飯……因為之前有如此安排,使我在處理一些集體安排上、管理上有一定基礎。」

勞動學習本身就是愛國學校的一大傳統,「學工學農」讓學生在「智」外亦獲得「體」和「群」的發展,加深學生對生活的感悟及處理日常事務的技巧。六十年代愛內地文革思潮影響的「開門辦學」更具體地實現了勞動學習的精神,以受訪者深刻的印象來看,「學工學農」一類的勞動學習實在使學生得益不少

[1] http://wap.kdnet.net/?boardid=1&id=9624484&t=topic-show

[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36bee2b0102vhos.html

[3] http://t25479751.lofter.com/post/1cc1f41c_657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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